齊紐塞布斯基，被視為「波蘭的詹姆斯狄恩」，不只因為他的明星特質與表演方式，有著狄恩那股憂鬱、脆弱、敏感卻浪蕩不羈的相似氣質，也在於他那離奇早逝的生命遭遇。
發掘塞布斯基的導演就是華依達，在其經典作《灰燼與鑽石》中，塞布斯基亮眼的演出，讓他一舉成為影壇巨星。兩人共合作過四部電影、兩齣舞台劇，在華依達眼中，塞布斯基本身，就是一個足以拍成電影的傳奇人物。

1967年一月，華依達人在倫敦，和編劇友人聊天時，談到了塞布斯基的種種精彩軼事，正打算要拿來編成劇本，當晚回到旅館，華依達便接到波蘭斯基的電話，塞布斯基發生了意外，被火車輾死，年僅39歲。

經歷了這巨大的衝擊，華依達決定要拍一部紀念塞布斯基的電影，但是，這部作品並不會提到他的名字、不會看到他的身影，也不會出現任何他演出的片段。整部片說的都是他，卻沒有他。

故事從一部電影的拍攝場景開始，男主角沒有出現，導演只好擔任替身，演出驚險一幕。「這是你的電影，講的卻是我們的生活！」飾演善妒妻子的女主角對導演說著，因為她正是男主角銀幕下的妻子，演的就是自己的心境。接著，他的舊情人也出現了，兩個女人間掀起了緊繃的衝突，而暗處，還有另一個男子（丹尼爾歐布利斯基），他像是男主角的影子，卻想找到自己的生命。所有人都在追尋著消失的男主角，而他，卻就這麼死在一場火車意外中。
電影中所有主要演員，用的都是自己的名字，導演要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說出內心真正的感受。甚至連華依達本人，都差點想要粉墨登場，去演出片中導演一角。而這部作品，循著塞布斯基真實的生活足跡，企圖讓他那獨特的靈魂，點點滴滴被型塑出來，而在這過程中，那一層又一層複雜的真實與戲劇辯證，又讓這部電影，成為一個詭妙難解的藝術作品。到最後，更在那激烈晃動、面孔模糊的收場中，達到了人生與扮戲間的曖昧極致。

向來對波蘭歷史、社會、文化充滿使命感的華依達，因為一個巨星之死，意外地將鏡頭轉向了內在的私密情懷，因而造就了這部，屬於他的《日以作夜》與《八又二分之一》。

One evening in 1967, Wajda discussed with a friend what a wonderful movie could be made on the life of actor Zbigniew Cybulski. That very night, Cybulski died attempting to jump onto a moving train. The loss was extraordinarily painful for Wajda.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close collaborators, he embarked on this deeply personal and introspective film about the cast and crew of a work-in-progress that suddenly loses its leading actor.

羅地克是一名一事無成的圖書館員，他和喜歡命令人的妻子與丈人同住，他的生活甚至比不上他丈人每天在看的黑白電視機有趣。這一切都在他遇上金髮美女伊蓮娜有了轉變：伊蓮娜鼓勵他繼續鑽研曾經在大學研究過的俄語，甚至試圖為他鋪路、以成為一名有名的翻譯學者。羅地克被激起的腎上腺素和他被激起的荷爾蒙一樣多，伊蓮娜為他出的餿主意，變成讓他興奮也讓他頭痛的生活調劑，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回家卻發現自己的妻子打扮的跟伊蓮娜一模一樣…。

《捕情人》是華依達首次嘗試喜劇，在天寒地凍的華沙，以及屢屢遭到外國勢力挾持的苦難環境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培養出一種特定的喜感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也因此，華依達嘗試的不是一般的喜劇，是一種帶著諷刺意味的時事喜劇，片中對當時波蘭社會的現象、例如電視興起、女人控制欲的增強、警察國家和性壓抑等現象多所著墨。片中最耐人尋味的一段，莫過於女主角一絲不掛、身上重點部位被書本遮住的那段（可以與台灣黑電影中女主角全裸入鏡、以新台幣遮住重點部位做比較）。

幸好華依達選的女主角救了這齣喜劇！Malgorzata Braunek自然（帶心機？不帶心機？這要由觀眾自行判斷，這個角色的微妙處，就在於無法分辨她的內心到底在想什麼？或許正確的答案是，她什麼都沒想！只是不斷地「從事」某事，向某個目標邁進，華依達心目中70年代新女性圖像？）的演技，配上一副超級大框的有色鏡片眼鏡，成為波蘭電影70年代喜劇的新圖像。

Andrzej Wajda's satire of women who attempt to reform their men stars Zygmunt Malanowicz as Wlodek, a former language student who works as a librarian. Fed up with typical Eastern bloc living arrangements—which force him into a small apartment with his wife and in-laws—he starts to look for som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finding it in the form of library patron Irena (Malgorzata Braunek), an attractive young woman who takes an interest in him

★★★ 1970 坎城影展競賽項目

「戰爭在1945年結束，而我們仍被留在鐵網之後，勝利者恐懼這些人，嚴密地守衛著他們，以免他們誤用了他們的自由。」

伴隨著韋瓦第「四季」秋的管弦樂聲，美軍解放了納粹控制下的集中營，被囚禁的人們在雪地中四處歡呼奔跑，脫下了條紋囚衣，暢快地享受終於到來的正義。隨後，他們被移往附近的難民營（Displaced Persons Camp）安置，在那兒，死亡凌虐的陰影已漸漸褪去，自由被有限地餵哺著，生命開始變得麻木。

取材自年輕詩人布若夫斯基的短篇故事「格倫瓦德戰爭」，這位奧許維茲集中營倖存者，以難民營中一段短暫的愛情悲劇，用詩的筆觸，呈現戰後這群經歷過巨大浩劫的人們，面對過去、現在及未來，內在巨大的恐慌與虛無。

丹尼爾歐布利斯基取代了已故的齊紐塞布斯基，成為華依達鏡頭下那個憂鬱、孤獨、善感又彆扭的狄恩式青春生命，他費勁地擁抱著書與詩，不肯縱容自己承受太多他人的情感，直到一名新到的猶太女子，要他陪同著一起穿越鐵網，投奔西方世界，這趟經歷，才真正讓他意識到，自己心靈的枯竭與崩壞。

華依達用一種相稱於文學作品的詩意，用鮮明又不安的影像，拍出了充滿對比性、諷喻性、跳躍性的氛圍，呈現出戰後走出集中營的這些倖存者，在恐怖回憶的侵蝕之下，面對這個世界，所感受到的那種絕望、疏離、憤怒與悲觀，因為那政權與環境的壓迫未曾終結，而人性中的野蠻與失序，更幾乎是無所不在。即便到最後，在「四季」冬的樂聲中，詩人的選擇看似帶著正面與希望，卻仍難掩其心中的悽愴與茫然。

這部影片雖然入圍了坎城影展競賽，當年卻因為讓知名學者米奇尼克等兩名甫出獄的政治異議份子，在片中擔任臨時演員（做為善意的資助），遭到波蘭秘密警察干擾，與官方媒體惡意批判，因而蒙上陰影。

至於那個詩人，後來又怎麼了呢？1946年他到了巴黎，年底終於回到波蘭。1948年他成為記者並熱切地加入了波蘭工人黨（前身為共產黨），卻因摯友遭共黨囚禁凌虐而失望透頂，1951年當時才28歲的他，吸煤氣自盡。

理想的幻滅、強權的侵害，戲裡戲外，一直都還在。

The Landscape After the Battle film tells a story of two young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A young Polish poet is asked by a pretty Jewish girl to go with her to the West. His camp experience, however, prevents him from realizing the depth of her love for him, and he is reluctant to commit.

故事的背景是二次大戰前的波蘭，一位熱愛生命、熱愛鋼琴的活力青年從瑞士返回家鄉，卻發現家鄉死氣沈沈，他的兄長和女兒共住，但對女兒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距離感。

鋼琴家回鄉第一件事，是為自己張羅一架鋼琴。不料兄長卻以家中還在服喪，不希望聽到歡樂的琴聲為由，拒絕弟弟的要求。然而我們發現，往生不久的嫂嫂，並沒有像一般大眾一樣被葬在公共墓地，反而葬在住家後面一個簡陋的竹林中。這一切都讓鋼琴家感到不尋常。鋼琴家火熱的生命情調吸引了周遭的人，長年遭父親冷落的小女兒現在成天黏著叔叔；家中幫忙的女傭更與他發生關係，鋼琴家為家裡帶來的改變衝擊著被秘密所壓抑的兄長。

然而鋼琴家其實患了肺結核，將不久人世。當鋼琴家臥病在床、最後撒手人寰，兄長的妻子之墓的秘密也逐漸顯現：妻子似乎和僕人的未婚夫有染，這也是讓兄長長年抑鬱的主因。鋼琴家以生命的灰燼照亮世間的其他人，兄長最後和自己的記憶與猜疑和解，再次擁抱了小女兒。

《樺木林》也是Jaroslaw Iwaszkiewicz 小說改編的作品，雖然在華依達的作品中不算最重要，但依然是一部佳作。拍攝這部電影時華依達被當地多變的植物所吸引，最後呈現出來的攝影成果，也將樺木林獨特的光影變化，完美捕捉。

The fates of Wajda's heroes have always been tied to a more general fate of the nation, the community, the group, and determined by that general fate, usually ensuing in tragedy. The tragedy of his protagonists is usually based on the dissonance between individual dreams and aspirations, and collective, national experience, Here Wajda is observing a single human life in its purest form: tragic as it is, its tragedy is less dramatic for having been subjected to the laws of nature, life and passing away, which are laws that cannot be opposed. And the comforts of beauty and joy brought on by the stream of life make these laws all the easier to accept.

美國名導伊力卡山曾問華依達說：「是你拍了那部發生在一個晚上的電影嗎？誰幫你寫出來的劇本？」華依達很驚喜，但答案不是《灰燼與鑽石》，而是改編自波蘭劇作家維斯皮安斯基（Wyspianski）的舞台劇《婚禮》。

電影從一場歡天喜地的婚禮遊行進場，新郎來自知識分子家庭，而新娘來自農莊，你是誰？所以婚禮賓客各自成為兩派，這場沸沸揚揚的婚禮盛宴開始瀰漫著超自然的光環。賓客們內心隱藏的深處，他們受傷的靈魂和渴望的聲音，開始幻化成神秘的幽靈。

這部在波蘭家喻戶曉的文學戲劇作品，以奇趣荒誕的手法呈現1900年波蘭的獨特處境，帶著哲學歷史及解放的議題，華依達同時也在舞台劇執導該作品。劇中大膽、驚人的洞察力讓當代同期的波蘭人感到震驚。波蘭1918年獲得夢寐以求的國家獨立。但就如同電影中那婚禮上的所有賓客，對於自己和他人都還不夠成熟去承擔責任。

本片更讓人聯想到費里尼的《羅馬》，歡宴下的人性及對於國家的隱喻，結局更是如同一語道破波蘭過去與未來。在強大自由的輝煌波蘭時期，他們曾扮演著什麼角色？能在未來解救自己世代嗎？初看會以為這是一部歡愉的婚禮電影，無拘束的攝影機流動著，賓客們飲酒狂歡，漫無目的吵著，酒醉享受著，但慢慢的，這群客人開始收到幽靈的訊息，影片突然瀰漫著波蘭民族意識的暗湧，並將電影格局瞬間拉大。

波蘭的知識份子及藝術家僅能如買醉的小丑一般而已。只是轉身進入一場麻痺又停滯的詛咒之舞。華依達精采刻劃這些荒謬的場景，並置入心理意識在角色中，於是看來凌亂的背後，充滿著層層指涉。原本可以加諸劇場感，讓場景色彩或者表現形式顯得更加奇幻華麗，但相反地，華依達用寫實主義的方式來拍攝，婚禮的宴會廳場景狹窄擁擠，環境更帶著某種潮溼髒亂感，片中的人物對話都被轟隆的舞曲所淹沒，從醉酒的人們尖叫聲中傳出。

歷史的真相消失，而傳統的詩歌文學也消逝，但波蘭的民族意識不會。華依達藉由維斯皮安斯基的理想，期許日後波蘭能真正自由的夢想。他的道德痛苦跟良心諷刺，以一種詩意與省思的方式呈現在這個劇本中，更精確的說，他有野心的將本片拍成後現代的寓言，既不說教，又帶著濃濃的深意。影片從歡愉激進狂魔般的節奏最後轉為一個國家的悲劇，如同史詩般的回憶與對於幻想的破滅，他處理不只是波蘭民族的生活史，更展示一種典型波蘭人所依存的生活方式。而這些全藏在這些尖叫、胡言亂語、及酒醉歡愉的背後。

The plot is set at the wedding of a member of Kraków intelligentsia and his peasant Bride. Their class-blurring union follows a fashionable trend among friends of the playwright from the modernist Young Poland movement.

本片根據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萊蒙特的同名波蘭小說改編，被公認為波蘭影史最佳的電影之一。描述三個有野心、不同國籍（波蘭、猶太及德國）的好朋友想揚名紡織業，聯合起來在波蘭烏基開了一間紡織工廠。波蘭人卡羅爾靠著情人（同時也是紡織大老的老婆）情報而能獲得較好的價錢，但創業維艱，三個人為了找錢還是只能放下尊嚴。

華依達不只重現了原著的精神，更加入幻想的情節，捨棄原著對感情世界的描述，讓這塊“應許之地”（或者說三人共同承諾的地方），在電影中變成不受道德拘束，甚至最後變成不被祝福的世界─商人不是慈善家，工人就只是機器，對於不文明的資本主義精神，展現深刻諷刺的意味。

飾演卡羅爾的丹尼爾歐布利斯基（Daniel Olbrychski）是華依達最喜愛的男演員，在歐洲影壇極富盛名，他演出華依達的電影多達12部。影片一開始就呈現兩種情境對比，髒亂的工廠、衣著破舊的工人及身穿華服飲酒的三位主角。創業過程中所要經歷的荒唐與情愛手段，讓氣氛總是交雜著奢華歡愉及不經意的揶揄，甚至連情事與死亡都帶著荒謬嘲弄感，直到那把嫉妒的火燒掉三位主角的希望時，一種嚴肅的無奈宿命就此突顯出來。

華依達深刻的傳達這三位年輕人荒誕不羈的玩樂，追逐金錢的價值觀背後，是源自於現實生活的空虛與無奈。電影收尾更是神來一筆，多年後，主角們成為了資本主義下的當權者，卡羅爾更靠著裙帶關係成為工廠廠長，此時他卻面臨工人罷工，他下令開槍鎮壓廠外的抗議工人，這個驚人的轉折，由貧到富，從沒落到興起（卡羅爾是波蘭沒落的貴族），更是直指當時1970年波蘭內政血淚史。當時，雅魯澤爾斯基任命為國防部長，下令用槍掃射走上街頭抗議群眾，造成數十人死亡、上千人受傷的慘劇。

本片能突破當局電檢制度讓華依達首度入圍奧斯卡外語片獎，也是一個美麗的意外，因為它不僅帶著文學氛圍及史觀格局，看似幽默卻不失批判，對於工人階級的關心轉至殘酷的現實情境，不只內省了波蘭的內政與時代變遷，並帶出史詩般的世代文明反思。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odz, Poland was a quick-pa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for textiles, replete with cutthroat industrialists and unsafe working conditions. Three young friends, a Pole, a Jew and a German, pool their money together to build a factory. The movie follows their ruthless pursuit of fortune.

本片拍攝於1977年，但可說是波蘭版的《大國民》，又遠比《大國民》複雜，把波蘭1950年代的高壓統治、粉飾太平、提高產量的競賽狠狠批評。

而《大國民》中追查真相的記者換成1970年代第一次拍紀錄片的導演，追查1950年代傳奇人物比庫的一生。同樣藉由訪談人物來形成敘事主軸，每個受訪者訴說關於比庫的一個面向；但華依達更有企圖心的不是解構這個傳奇人物，而是解構波蘭共黨政府1950年代塑造的社會主義光明未來的假象。

片中的受訪者包括當年拍攝新聞片的導演、工作夥伴、工人領導、他的前妻。藉著訪談讓1950年代的假象，一一現形。如新聞片導演說比庫這位工人英雄完全是他塑造出來的，之後回到當年拍攝新聞片場景，讓我們看到電影媒體如何服膺於共產主義，塑造光明未來的假象，著實把50年代東歐共黨政府提倡的電影風格－社會寫實主義好好修理一番。

在追查的過程中，比庫的形象慢慢浮現，大歷史（國家）之外，還有個人歷史。比庫與工作夥伴維太克之間的友情，讓他從雲端掉到谷底，因此入獄，但比庫選擇相信朋友，似乎有點過於天真，但電影保留了模糊的空間。這樣的堅持反而讓比庫從模範工人轉型成為真正贏得民眾信任的領袖，也為後來的續集《波蘭鐵人》鋪路。

還有他的妻子在壓力下批判他，在這位英雄的光環下，兩人無法再續前緣，讓人想到《大國民》裡肯恩的第二任妻子，也是酗酒，但更慘的是她還得面對第二任丈夫的毆打。

從電影風格上來說，華依達刻意使用手提攝影機、廣角攝影，音樂採用1970年代迪斯可音樂，想要跟上美國1970年代新好萊塢的電影風格，片中也直接點出。

本片女主角飾演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導演，膽敢碰觸禁忌題材，偷拍、偷錄音，雖然不見得拍到他想要的，但可從中一窺波蘭電影導演的困境，特別是面對嚴格的電檢和來自上面的壓力足以形成自我檢查，但導演表面服從，私下則儘可能突破障礙。

本片真實與虛構並存，片中的新聞片可看出部分是真實的、部分是為了本片拍攝的，但華依達巧妙地將兩者穿插，到最後真實與虛構很難判別。另一層次是紀錄片與劇情片穿插也突顯整個故事就算不是根據真實人物改編，也足以令人信服。更突顯本片顛覆之本質。

The film chronicles the fall from grace of a heroic Polish bricklayer, Mateusz Birkut (played by Jerzy Radziwiłowicz), who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worker in Nowa Huta, a new (real life) socialist city near Kraków. Agnieszka, played by Krystyna Janda in her first role, is a young filmmaker who is making her diploma film on Birkut, whose whereabouts seems to have been lost two decades later. The title refers to the propagandistic marble statues made in Birkut's image. It is somewhat of a surprise that Wajda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make such a film, sub silentio attacking the Socialist Realism of Nowa Huta, and presaged the loosening grip of the Soviets that came with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被譽為戰後波蘭影史上最偉大演員之一的Zbigniew Zapasiewicz在片中飾演一名聲勢如日中天的新聞記者Jerzy，他是無冕之王，鎂光燈下的天之驕子，他圓滑世故、人脈廣闊，他善於交涉運作，也因此樹敵無數，他看似得到了全天下，一切卻在最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一夕崩毀。那日Jerzy出差返國，妻子Ewa親自來接機，車開到自家門口，平靜地告訴他自己已帶著孩子搬離這間房子，後續離婚程序將委任律師負責，留下錯愕的Jerzy與行李；職場上，Jerzy的意見權威身份遭受同僚質疑，一場激烈的會議辯論，兵敗如山倒的寒蟬效應，隨之而來的離婚官司，以及法庭上刀刀見血的唇槍舌劍，一步一步將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男人推向萬丈深淵……。

Jerzy這個角色部份取材華依達的好友，波蘭家喻戶曉的著名作家、記者Ryszard Kapuściński的真實人生，由《歐洲歐洲》、《全蝕狂愛》波蘭女導演安妮絲卡荷蘭與華依達合力編寫劇本。飾演Ewa的波蘭女演員Ewa Dalkowska在此展現了她高超的演技，幾場分居後與前夫又重逢的戲，既強悍果斷卻又脆弱敏感的多層次詮釋，甚至超越《克拉瑪對克拉瑪》中同樣為尋求自主而拋棄丈夫的梅莉史翠普最後在電梯裡破涕而笑的經典演出。至於華依達的御用男主角Andrzej Seweryn和坎城影后克莉絲汀娜楊達，這回分別飾演Ewa的外遇對象及Jerzy後來的同居伴侶，兩人在戲中並無對手戲，有趣的是這兩位優秀的演員在拍攝此片時應是夫妻關係，兩人離婚後卻帶著女兒在華依達的《樂隊指揮》中再現一家三口曾經的幸福生活，不禁令人好奇這對波蘭影壇的金童玉女勞燕分飛的真實原因，是否可由《酷刑》和《樂隊指揮》兩部片中尋得蛛絲馬跡。

大多數影迷對於華依達的「抵抗三部曲」等描述近代波蘭歷史的名作應不陌生，夾雜在《大理石人》與《波蘭鐵人》兩部代表作間的《酷刑》、《樂隊指揮》或許知名度相形較低，然而這兩部華依達最「不政治」的作品絕對不應小覷。《酷刑》聚焦一個男人如何面臨人生驟變的心境轉換，華依達以他一貫的冷靜沉穩展現他對於人與環境的獨到見解，無所不在的警總、嚴密監視的目光、人云亦云的流言，不言而喻昭告觀眾政治始終環繞在你我周遭，片尾法庭審問尤其精彩，簡潔精要點出黨國機器之下的人類何等渺小。如果厭倦了《犀利人妻》對於愛情與婚姻空泛虛假的夢幻抒發，對於《分居風暴》聰明卻太布爾喬亞的超完美人性切割略嫌招架不住，又對《克拉瑪對克拉瑪》、《美國心．玫瑰情》標準美式溫情敬謝不敏，《酷刑》保證是明明很泛政治化卻又矢口否認的台灣人最好的選擇。

The film follows the downfall of an urbane and well-known political correspondent (a phenomenal performance from Zapasiewicz), who steps out of line during a TV interview and simultaneously discovers that his wife is leaving him.

第二小提琴手瑪塔和野心勃勃的指揮家老公亞當同在波蘭省立交響樂團工作，瑪塔的母親年輕時曾與一名指揮家有過一段情，這回瑪塔特意前往美國朝拜這名如今已是國際指揮大師的現場魅力，她的熱情、直接、主動，勾起了偉大指揮家心中塵封的回憶，竟決意再度踏上闊別長達半世紀的故土，以貴賓身份蒞臨指導瑪塔與亞當工作的交響樂團，為平靜的樂團排演生活掀起不少漣漪……。
影史上關於樂隊排演題材的電影不少，近有日本的《交響情人夢》系列和法國的《交響人生》，遠則有費里尼的《樂隊排演》和薩寶的《狂戀維納斯》，就連柏格曼也在第二次婚姻走向盡頭之際，以通信方式嘗試與妻子一起找回逝去的愛情，而刺激靈感創作出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喜悅》。柏格曼曾經對外聲稱《喜悅》是一部「平衡失調，無可救藥，且在影片開場即無恥地剝削利用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失敗之作，華依達好似心有靈犀將前輩告誡謹記在心，既講音樂人生亦戮力刻畫兩性關係婚姻生活的《樂隊指揮》，開場雖立即以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營造戲劇張力，但極力避免過度消費而流於俗爛煽情，讓貝多芬的「命運動機」與故事裡三個主要角色宿命迴圈般的必然際遇相映成趣。
在《交響情人夢》電影版後篇，導演顯然有意以較為肉慾的、官能性強烈的視角來詮釋鋼琴家跟指揮者的關係，男女主角片尾在練琴室中象徵回歸初始的那場「私下」合奏，於是與先前那場令野田妹失去彈琴意志的「公開」演出，形成多重層次的微妙對照。《樂隊指揮》也有類似的層層驚喜，瑪塔周旋在丈夫和亦父亦師亦友亦情人的指揮家之間，丈夫善妒、敏感、神經質到近乎歇斯底里，指揮家成熟、穩重、宰制慾強，如果說瑪塔的病弱老父與亟欲成名的丈夫象徵著波蘭的過去與當下，那麼長久以來接受西方資本主義薰陶且以英文為主要溝通語言的指揮家的徒然造訪，以及最後那個意味深遠的謝幕，無疑暗示了波蘭面對未來的無限可能。
《樂隊指揮》完成於波蘭大規模罷工及成立團結工聯之交的1980年，早於石破天驚的《波蘭鐵人》一年，飾演善妒丈夫的Andrzej Seweryn與華依達合作多部作品，面對飾演瑪塔的坎城影后克莉絲汀娜楊達千變萬化的情緒轉換以及飾演指揮家的英國莎劇權威約翰吉爾格德爵士堪稱「完美」的詮釋竟毫不遜色，贏得當屆柏林影展最佳男演員銀熊獎的肯定。
Shooting in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Wajda tells the story of John/Jan Lasocki, an internationally famous orchestra conductor who emigrated from his native Poland 50 years ago. Marta, the daughter of his first love, seeks him out, creating an interest Lasocki has not known in years. He even agrees to return to Poland and conduct the provincial orchestra in which Marta was a featured soloist. That's hardly welcome news to Adam, Marta's husband and the orchestra's regular conductor, who's rumored to have gotten his position thanks to party connections.

在故事情節上本片是《大理石人》的延續，但與真實事件結合。這次的調查者是電台記者，被派到造船廠採訪罷工發起人之一的湯席克，也是《大理石人》中最後出現比庫的兒子。藉由父子兩代的故事見證、記錄波蘭1970、80年代工人抗爭的真實歷史。

影片一開始就說明「本片中的角色純屬虛構，但事件是真實發生的」。拍攝地點波蘭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波蘭團結工會的發源地。華勒沙在1970、1976、1980年，帶領工人三次罷工，發生流血事件，終於各地工廠響應，迫使政府談判。本片中故事是描述、記錄這段歷史，更邀請華勒沙親自入鏡演出自己。

本片與《大理石人》形式類似，採寫實與虛構交叉，並使用許多新聞片段。但在《波蘭鐵人》中，這不是過去的歷史，而是波蘭1980年正在發生的事件。部分場景可看出華依達在事件的現場拍攝，因此可說是用電影在記錄歷史。

本片中的記者溫克被上級威脅，接受任務，必須進入罷工現場訪問跟罷工領袖有關的人物，提供素材給高層，進行反面報導，目的是其中高幹所說：「一個傳奇即將誕生，我們必須摧毀它」。但影片的最後，溫克反而因了解過去的歷史、被工人人格感動，因此辭職。溫克這個角色可說是一般民眾代表，從對罷工的不了解，藉著調查過程逐漸認識，到最後站在工人這邊。他軟弱的個性、屈服於脅迫也是一般人的正常反應，華依達藉由這個人性化的角色讓觀眾認同，而良知被喚醒。

片中對於政府封鎖消息、言論嚴格管制、高幹嘴臉多所著墨。新聞片則呈現真實生活狀況：物價高漲、工人薪水難以維持基本生活、沒有休假。因此，1970年的罷工是情勢所成，但政府的血腥鎮壓，反而成為日後革命的導火線。此外，本片真實呈現波蘭學運與工運的紛歧，畢竟革命之路起起伏伏，並非一蹴可及。

其他角色尚有湯席克的友人電影放映師，功能是提供1970年鎮暴記錄影像；胡勒維茲老太太、妻子安妮格（《大理石人》中導演）則提供故事血肉、人物生活細節、加強虛構故事的說服力。
Communist authorities at Gdansk city initiate a smear campaign to discredit Maciek Tomczyk (Jerzy Radziwilowicz), a prominent Solidarity movement activist. They appoint Winkel (Marian Opania), a TV journalist, to infiltrate his inner circle. Making use of his credibility as a former anti-Communist protestor, Winkel interview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o unearth knowledge of Maciek's personal life. Despite never meeting face to face, Maciek provokes Winkel to look within himself, making the latter increasingly uncomfortable about his duplicitous function as an "informer" for the state.

這部電影是少數講述法國大革命的法國電影。1794年3月30日，當時法國最大黨「雅各賓專政」的羅伯斯庇爾，下令處決同黨同志丹頓。丹頓在國會發表一篇動人肺腑，令人啞口無言的演說。那場曠世的發言，也改變了整個歷史。

本片也是華依達第一部法國製作的電影，並由《大鼻子情聖》的傑哈德狄巴厄詮釋丹頓一角，他御用的男演員Wojciech Pszoniak則演出羅伯斯庇爾，兩人的表演皆神乎其技，各有擅場。影片中的兩場高潮演說戲，更明顯影響到日後馬丁史柯西斯的《神鬼玩家》以及梅爾吉勃遜的《英雄本色》。有趣的是，鮮少法國片正面描述法國大革命這段血淚交織的過程（多以《悲慘世界》作為唯一代表），而華依達以波蘭導演的身分拍攝這段連法國人不願提起的往事，讓他在該年的凱薩獎一舉贏得最佳導演獎。

華依達以另一種角度去探索、評論法國大革命，將原是革命同袍，同樣遵循「雅各賓專政」黨員的丹頓跟羅伯斯庇爾放在一起對比，「雅各賓專政」為鎮壓暴動並打擊投機份子，處斬疑似反革命者（包括路易十六），引發社會不安，也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丹頓意識到恐怖政策有逐漸擴大化的危害，主張寬容，鼓吹「要愛惜人類的血」，被稱為「溫和派」，但也因此而被送上斷頭台。

原本這個故事基調可能流於過多的政治詭辯，但在華依達的處理下，營造出令人屏息的氣氛。華依達冷眼站在旁邊，看著極端派跟溫和派的主張，以丹頓的理想派對比羅斯伯庇爾的務實派。然而，這兩人先後走上18世紀血腥的斷頭台，在在說明當革命的步伐如此迅速而多變時，無論是個人、政黨或是群眾的壓力都無法阻止喪命的慘劇。丹頓在電影中說：「“我們”才是自由的最後機會。」，而華依達也向我們展示，自由其實是易碎的。華依達認為法國大革命直接影響了日後的蘇聯十月革命，而本片同時被視為他借用丹頓，來支持當時華勒沙所領導的波蘭團結工聯，對抗高壓集權的執政黨雅魯澤爾斯基，所投射隱喻的電影傑作。

Action opens in November of 1793, with Danton returning to Paris from his country retreat upon learning that the Committee for Public Safety, under Robespierre's incitement, has begun a series of massive executions, The Terror. Confident in the people's support, Danton clashes with his former ally, but calculating Robespierre soon rounds up Danton and his followers, tries them before a revolutionary tribunal and dipatches them to the guillotine.

事實上，很多偉大的導演都拍過這樣一部平易近人、清新浪漫的私電影，例如柏格曼拍了《芬妮與亞歷山大》，洛伊安德森拍了《瑞典愛情故事》，侯孝賢拍了《最好的時光：戀愛夢》，華依達的《戀愛編年史》乍看之下大抵可以歸入這個部份，然而仔細深究之後，不免發現這則如沐春風的愛情詩篇其實與前述大師私電影情況截然不同，關鍵在於，《戀愛編年史》並未帶有華依達個人成長經歷。

《戀愛編年史》完成於1986年戒嚴時期，根據華依達自己說法，在當時那種肅殺封閉的環境中，他必須為自己找尋小小的避難所，於是他找到了一本喜歡的小說，用影像打造了一台時光機，引領銀幕前的觀眾重返將近半世紀以前的第二共和國時期波蘭，描繪一位渴望通過考試進入醫學院就讀的純真少年與美麗驕縱的同齡少女之間令人心碎的夏日戀情，全片詩意無限宛如田園牧歌，1939年9月即將來襲的慘烈入侵通篇未見，然而軍隊行軍的畫面卻又畫龍點睛讓時代象徵不言而喻。

劇組原計畫前往立陶宛拍攝未果，軍方又因為題材敏感而拒絕支援，最終只好在華沙等地應變完成。影片拍攝當時所面臨的難題還不只這些，最大的困境來自《戀愛編年史》真正的作者Tadeusz Konwicki的極度難以妥協。Tadeusz Konwicki是波蘭知名小說家，同時也有執導影片的經驗，加上他又親自參與劇本的編寫，他在改編態度上的過於強勢，造成了華依達在執導上的諸多困擾。或許可以說，《戀愛編年史》在華依達諸多作品中顯得格外不尋常，Tadeusz Konwicki相較於華依達更能代表這部電影的核心思想與靈魂，那些對於青春的感懷，對於純真的眷念，在在屬於Tadeusz Konwicki的個人鄉愁。

值得注意的是，華依達索性為愛下指導棋的Tadeusz Konwicki在片中安插了一個隱含著後設趣味的陌生人角色，以當代造型突兀地出現在黑夜的森林裡，與初墜情網的男孩進行簡短的對話，看似莫名所以，卻又具有一種全知觀點、難以抗拒的神祕感，令人咀嚼再三。

Set in the summer months preceding the September 1939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in Polish part of Lithuania. A young highschool lad, Witek, is hoping to pass the entrance exams to the university. His love interest is Alina, his high-school colleague.